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，需要建立起定量分析的逻辑框架和方法。以要素投入产出关系为视角，观测体制扭曲下的资源和要素闲置、浪费和低利用率，界定和测算其体制剩余规模，通过体制二元转轨，也即资源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，使剩余得以充分利用，这也就是改革形成的增长潜能。体制剩余是转轨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。中国城乡由于户籍等体制扭曲，形成了规模较大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，特别是因土地计划配置形成了土地的巨额体制剩余。未来十五年中，二元市场与计划并存的体制需要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轨，通过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，使规模较大的体制剩余劳动力与体制剩余土地相组合，形成投入产出生产力，是中国经济可能实现中高速增长关键性的新增潜能。

中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：土地使用财产权不清晰，土地要素不能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的由市场决定而竞争性配置。农村和城镇国有企业中的土地，由于不能由二级市场交易，或者是由政府低价和无偿划拨，土地价值被隐匿。而农村向城市配置的土地，却由于土地从农村由地方政府一家“购买”和由地方政府一家向千家出让，导致价格极端上涨。如果劳动力、资金和技术等要素可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自由流动、互相交易、竞争定价、价值表达、市场调节，而土地要素却在上述方面不同程度地受限，则会导致国民经济运行的紊乱：要素总体配置效率低下，农业中劳动力淤积，资本要素不能流入农业和农村，农民失去以地为本进行创业和获得土地财产性等收入的机会，从而导致农村和城镇非户籍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，进而使得城镇中工业品生产过剩，国民经济将增长乏力。本文的政策含义是：真正明确和给予农民以土地使用财产权，并永续使用；农村各类土地可以在城乡统一的市场上平等交易；农民有对自己土地的建设权。